他话虽是这么说，还是上楼换了一件厚一些的长款牛仔裤，

不然许嘉平会打小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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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的学生中心有两家银行，一家是美国银行，一家是联邦信用合作社，联邦信用社只为在校学生和教职工提供服务，甘涔和许嘉平开了户头，以后每月由留学基金会下发的生活费都会直接存到这个账户里，包含医保费用，两个人办理完了手续，职员说要等两周左右才会把银行卡寄过去。

他和许嘉平就读的是机械工程，讲授设计制造课程的罗伦斯教授是美国工程院和美国科学院的双料院士，也是美国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一节课上完，甘涔只勉强地记了两页笔记。

中间好几行还被划掉了，语言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坎，他们班里算上他只有三名中国学生，坐在一群异类肤色中央，上着完全听不懂的课程，有时候他甚至都分不清楚教授是在讲专业问题，还是在讲他家宠物的趣事。

虽然国内给他们联系了语言班，每个周末去恶补英文，尽快追赶进度，但研究生的课程包含大量专业名词和复杂原理，甘涔上完一堂课，简直就像听了一节叽里咕噜的天书，他在学习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挫折，以前是他不想学，和现在学不懂，完全是天差地别。

不仅仅是学习，初来国外，连日常生活也成问题，他去趟超市，如果不和许嘉平一起，买一些生活用品都面临着语言上难以沟通的障碍，可许嘉平是长时间奔走在教室和图书馆之间的，甘涔也不好每次都叫许嘉平牺牲学习时间来陪他。

身处陌生的异国他乡，周围的话像鸟语，他听不懂，又没有蒋泊锋在身边，还要忍受时差，最开始的一个月，甘涔的情绪跌落到谷底，不愿意和许嘉平说话，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只有下课了，才在房间里对着笔记本视频那端的蒋泊锋，常常说不了几句就往下掉眼泪，哭着说他想要回家。

他这样哭，这样‘孤立无援’，蒋泊锋心疼坏了，甚至好几次都忍不住动摇了，想把甘涔先接回来，管什么留学，先休着，被徐开力劝：

“蒋泊锋，语言这种事谁去国外上学都要克服的啊，许嘉平不也是？中国那么多留学生不都是？你不能他一哭他你就什么都不顾了啊，你得让甘涔自己学着成长啊。”

他们在深圳的公司也刚刚起步，融资，投标，手续，打点关系，事情繁杂的像山一样，蒋泊锋硬是挤出早上的时间，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抽出一个半小时来和甘涔说话，亲自辅导他的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