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需要一个完美的政府，来让恶人必然受到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惩罚恶人，就是给人类一种模仿全善的救世主惩恶的机会，这么看，这些恶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不就是善吗？

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是个“上帝大棋党”，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你得用更高的、大棋的视角，来看你们这些凡人有限视角内的善恶。

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这是蒋友仁受到的第一个冲击。

第二个冲击，源于澳门的特殊性。

从明朝中期东西方贸易开启，澳门的特殊地位，以及前朝的贸易政策，都使得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繁荣。

这种极度繁荣，也催生出了一个问题。

耶稣会要传教，传教需要钱，在澳门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当然是靠贸易。

耶稣会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的耶稣连队，又发三愿，不得经商。

但情况特殊，权宜之计，东方教区视察员来转了一圈后，允许耶稣会适度经商，筹措经费。

但是，经商这种事，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经商的条例，要么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

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

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

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这也是中华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祭祖祭孔之类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畴。

蒋友仁则在反思，偶像崇拜，是不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人呢？

抽象而具化后的资本、金钱、财富，利润，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

新时代人们都利润、金钱的追捧，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像崇拜吗？

站在他接受的学院经学体系的逻辑思辨基础上，在产生了“崇拜金钱”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疑惑后，他又开始思索更多。

而这种更多的思索，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