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对外贸易不是很主动，都冲击出来了个货币白银化，冲击出来个白银税改。

如今对外贸易的额度、数量，都急速增加，若这种情况下还不考虑货币问题，肯定是要出事的。

这个事从实际来讲，可能不算啥太大的事。

但在朝堂里，可能会成为被人攻讦贸易的方向，是以刘钰有必要跟皇帝提前提一嘴。

大顺的士大夫水平，很难搞明白经济。

很多都是凭感觉来。

历史上1810年代开始，出现过一波突变似的钱贱银贵，一些地方瞬间涨到了1600到1700兑一两白银。很多士大夫凭感觉，认为是鸦片走私导致的。

虽然说，鸦片当时走私确实已经严重了，但问题是即便算上鸦片走私，那几年每年的白银入超量，依旧保持在600万两左右。

士大夫会归结于鸦片走私的问题。

从立场上讲，这是好事，引起了对鸦片的警觉。

立场先放一边，10年代开始的银贵，鸦片走私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那几年实质上的出口量和白银流入量都是增加的。

这种情况，对此时的大顺，则可能是一件坏事：如果出现了银钱比例的剧烈波动，大顺的这些士大夫也会凭感觉，把问题甩在对外贸易上。

等着真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没有被刘钰提前打预防针，说不定真的就被那些士大夫的臆想给说动了，觉得都是对外贸易导致的。

“陛下，此番开拓了西洋贸易，有一事臣不得不和陛下奏明。陛下亦知昔日檀渊之盟，岁币不过十万两白银。如今松江等地，巨富之家，百万亦可拿出。”

“自从明末贸易开始，白银流入，日渐增多。这钱、银兑换之事，不可不察啊。”

“百姓生计，除非缴税，否则平日里多用铜钱。买布、买米，此等生计所需，鲜有用银的。”

“臣担心，这钱政若不变动，日后恐损小民生计。”

皇帝听了刘钰的话，忍不住笑道：“爱卿错了。按你所说，白银流入本朝日多，那岂不是说原本一千钱换一两银子，如今一千钱能换一两三五钱银子了？如此，百姓的生计应该越发好才是？”

“你亦讲过，那瑞典国之前保持实物租，是以欧洲白银日多，他收实物租，入国库的钱反倒多了。本朝既收的是货币租，白银日贱，难道不是百姓的负担小了吗？原本还要用一千钱兑一两银子纳税，日后岂不是只需800钱、500钱就能兑一两银子的税？”

刘钰怕的就是皇帝这么想，道理好像对，但肯定是少考虑变量了，至少历史上证明了这么想肯定有些地方没想明白。

否则无法解释整个18世纪对外贸易一直是入超，大量白银流入，但白银和铜币的兑换价，却从700逐渐涨到了1100。

也没法解释二鸦之后，从沸反盈天到2600的兑价，到二鸦之后，又逐渐降低到了1000。

刘钰自己也解释不明白，只好道：“陛下，钱银兑换，若是价格变动，必有不法之人得其差价。或是积攒铜钱、或是积攒白银，不管积攒什么，都不好。不花钱，不是好事。”

“臣以为，是不是可以定准一物？既定准铜、又定准银，便是什么都没定准。朝廷税收、支出、军费等，既都用银，何不以银为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