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此时世人皆知“蜀人不谙行盐，唯谙产盐；秦人多于江南习鹾业，资本又厚”。

也算是两淮地区与徽商的竞争失败者，跑到这里又打赢了本地原有的小手工业者和本地商帮。

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顺特殊的隐藏的财政转移。

打一口上等的好盐井，要保证天然气充足且卤水丰富的话，需要的成本最高可能要三四万两银子。

几百米深的井，不是一般的从业者所能承担的资本。

而陕西这些商人的资本是哪来的呢？

从北边战场上赚的。

那北边战场花的钱又是哪来的？

朝廷从江南收的。

应该说，战争和漕运，是大顺为数不多的国家干涉调控和财政转移手段。

只不过伴随着北方战争结束，逼得刘钰不得不搞别的方法让大顺的资本往边远地区转移。

而刘钰请史世用千里迢迢去抓私盐贩子的用意，则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还是信阳等地，作为淮北盐区的偏远地带，那里最可能遭到淮南盐商的阻击。

淮北盐区的周边，刘钰就根本不担心。不会有傻子玩阻击食盐的时候，守着盐场无限收的，那不是家里有钱，那得是家里有个波托西银山。

这种偏远地区，才是可能发生“战争”的主战场，他需要一些“精锐”的私盐贩子来当“打手”。

第二个，便还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大顺改革的问题了。

在刘钰看来，这就是修修补补。

他心里早就存了大顺早晚要完，修修补补毫无卵用的心思。

所求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直在给大顺挖坟。

只不过，挖坟的时候，要考虑让大顺这个旧母体，健康一点，蕴蓄的新时代强壮一些，别到时候搞出来一尸两命的事儿。

新时代只能孕育在旧时代的体内，这一点毋庸置疑。

所以刘钰怎么看待这一次朝堂中提到的盐政改革方案？基本就觉得两个字：扯淡。

既是要改，直接动两淮盐区。

还要因为运河被废，需要重新定山西、山东、长芦的盐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