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大顺入场、没有釜山租借、仁川开埠、苏南轻工业革命自织机下乡，之后的演化路线是非常容易推理的。

大家都要缴纳军布。

必然催生家庭手工业的发展。

我善于织布，我就织布，然后大家都需要缴纳布匹作为税赋，肯定会有人拿东西来和我的布进行交换。

交换的增加，促进了商品经济。

这里面，即便没有金银货币，也不是说就完全不行。本质上和刘钰在苏南进行的全面税收货币化改革是一样的——朝廷不收粮食，所以才会逼着每个人把粮食卖了换成货币，这是最快的推广货币的办法，只要底层还没有抗税起义的能力。

朝鲜的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作为货币和商品两种属性。

如同大明的白银，从商品变为货币一样。

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

下一步就是农村旧制度瓦解、贫富分化、土地兼并、货物商品化。

但问题就在于大顺的工业革命爆发了。

因为军布税收改革而刚刚出现、刚刚发展起来的朝鲜家庭手工业，是真的顶不住大顺棉布的冲击。一点也顶不住，几年就彻底崩了。

而且，这里面朝鲜国的税制，真的是帮了个大忙——军布制度下，几十万人要买棉布交税。

朝鲜国自己也美滋滋：通过还米制，也就是朝鲜特色的强制青苗贷，利息赚一波；还米利息米卖给大顺换了棉布，再把棉布卖给百姓，再逼着百姓用布交税，再赚一波。

朝廷收入蹭蹭的涨。

本来是个两条腿轮着往前走的过程：家庭手工织布业发展，农民破产土地兼并，城市发展，以手工业为中心再逐步吸纳这些破产的人口。

现在是因为大顺工业革命的爆发，直接把另一条腿打折了。

农村破产了，手工业没发展起来。好容易靠着之前中日贸易品二道贩子积攒起来的那点资本，全都流向买办商业集团了。

买办嘛，哪国都一个吊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恨不得英国的羊毛纺织业和棉布纺织业全都死掉，让印度棉布直接毁灭英国的传统纺织业。

法国东印度公司，恨不得法国的殖民地咖啡种植业，全都破产，从而打开茶的销路。

荷兰东印度公司，更是再被大顺夺了南洋之后，迅速全面与大顺合作，一起消灭荷兰残余的那点手工业行会。

于是朝鲜国也就出现了孟松麓此时完全理解的现实。

这个现实，被刘钰在大顺死死压着，包括断运河、改盐政、控棉纱等，都是在极力防止苏南对周边省的冲击。尤其是断运河，使得内陆运输成本增加，初步工业革命的优势被运输成本抵消，顶到安徽就顶不太动了。

简言之，怎么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问题，是明末思想界反思的方向。

对朝鲜国来说，则是怎么解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新问题。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而对朝鲜国来说，这个问题又是无解的。

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东亚内部的藩属国，怎么反抗完成了军改、初步工业革命、汉城到威海卫海军基地的距离甚至赶不上京城出门去趟济南的这个帝国主义？

朝鲜国尝试过反抗，搞过禁奢令。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禁奢令以及后续的《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使得朝鲜国呈现出一种诡异无比的状态。

思想上，每一次改革尝试，都会导致反动回潮，思想上更加封闭保守。

经济上，商品冲击，原本负责朝廷和地方的类似于大顺盐商的朝鲜“御”商，迅速买办化，纵深不宽海港遍布，冲击飞速蔓延。

这种买办化，比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更复杂。

因为“尊周”，是朝鲜国的立国之本。

买办的亲华属性，自带李氏朝鲜的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