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正常的“保守派”，在转型期对激进思想、道德败坏的反动；传统道德主义的一次回流而已。

古今中外，必然情况。

延续到大顺这，路径还是差不多。

东林道德，朱子学复兴，是对明末心学激进派的反动。

到大顺这，颜李等辈，又是对朱子学复兴的反动。

如果一切正常，没有刘钰二十余年的物质基础的变革，实际上脉络是很清晰、也很容易推断的。

从明末心学激进派，反动回宋儒，再从宋儒，反动回汉经学。

等着反动回汉经学后，无非两种可能。

第一种，窠臼之中，仍旧无法指导和西方交流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社会发展。工商业发展导致旧道德沦丧。

然后程朱理学最终反扑，走明末的路，在王朝末年，程朱理学再度成为正统，试图走东林党道德救世的路。

第二种，考据学和经学研究，总结了方法，但成果越来越少。因为儒家经典追到汉经学，其实并不多，出成果就很难了。

仍旧还是社会发展，无法指导现实；加之西方科技的传播。

必然导致这些考据学家，或者是为了搏名出名；或者是为了走“以诸子补儒”的路，都会开始转向更容易出成果的诸子百家。

《管子》、《墨子》、《庄子》、《晏子》之类的书籍考证、传播、将那些佶屈聱牙的诸子文章重新整理翻译成易于传播的时代文风等等。

虽然说，杨朱墨翟的学问素来是儒家厌恶的异端，但在明末对宋儒的大反思之后，基本上，杨、墨二学的“异端度”，降在了佛、释的后面，明末开始就普遍认为“佛释之害，甚于杨墨”了。

总之，要么，末期程朱道德学问复兴，结果道德救世不管用，再来一波反思。

要么，考据学推动先秦典籍研究，引入诸子学以补儒，文艺复兴，托古改制。

而此时的大顺，实际上第一条路基本被斩断了。

因为刘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重新塑造了江南的经济基础。

通过对大约二三十万漕工盐工河工的血腥镇压、扬州府淮安府以及运河区大约一百五十万人的被迫迁徙，以及对外扩张、东北的种植业商品粮化等等一系列举动，使得出现了理学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