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入彼得堡艺术学院的时候，身份还是农奴。

当他从学院毕业，融入上流圈子后，很快就有一个“他是某位贵族的私生子”的流言在上流社会流传，尤其是他给女皇画完肖像之后，更是升格为了“他大约好像或许是戈利岑公爵的私生子”。

这事儿吧，其实大顺这边，从形式上也差不多。

从明朝开始,编族谱的事儿，就层出不穷。

但形式相似，意义却大不一样。

中国的历史太长了，姓氏分离，以及从汉高祖布衣斩蛇之后，每隔一二百年就来一波阶级流动。

百家姓，从赵钱孙李，到第五言福……往上编族谱，哪个姓还没有个三五个达官显赫？哪怕是生僻的第五姓，还有东汉帝国大司空第五伦、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五琦。

就大明、大顺来说，自己姓啥，往上攀附，找个当过大官、贵族的祖宗，只看你愿意出多少钱给那些生员考证。

这玩意儿，当所有人都是“贵族”、“显赫”的后代的时候，就等于所有人都不是。

所以，即便形式相似，但实质大不相同。

但不管怎么样，标准俄语语法，和没有神学院的莫斯科大学，都是俄国特色的启蒙运动的开启标志。

同样的，类似的这种各国特色、依托各国传统和历史、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情况的启蒙运动，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国迸发着。

在普鲁士。

腓特烈二世，此时正发起“征服自然运动”，要以人对自然的征服，不费一枪一弹，得到一个新的省份。

开发运河，抽干奥得河沼泽的水，迁徙了大量小农前往奥得河沼泽区、残酷镇压了奥得河沼泽排干垦殖运动里受损的渔民阶层，为普鲁士增加了大约两万户小农阶层，并提供了稳定的兵员和税源。

原本历史上，这场依靠科学征服自然的奥得河沼泽征服运动，负责“测量数据、成本核算和利润计算”的人，是欧拉。而现在，总负责人，是工程师冯·希姆莱。

科学与数学，不再是国王王冠上的点缀，亦离开了纯粹的战争，而是开始应用在对自然的征服上。

在瑞典。

在大顺参与建造了大顺科学院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职员钱伯斯，回到瑞典后，应瑞典国王的要求，为瑞典王后璐维莎·尤里卡，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德诺丁尔摩，建造了“中国宫”作为礼物。

当然，钱伯斯懂建筑，却不懂礼法，于是璐维莎·尤里卡的回忆，还是比较奇葩的——我吃惊地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神话世界……近卫兵穿着中国的服装，王室侍从则打扮成中国文官的模样……国王安排了中国的芭蕾舞表演，伴随着土耳其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