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税人先预付了8000万日后税款，日后你们慢慢收。

卖官卖了2700万。

法国的卖官,基本可以理解为“捐监生”。

未必能当官，关键是有“优免”——法国这点人口，二十万到四十万“贵族”身份的人，和大顺的百万生员一样，还能谁都能当实官啊？

买到官职之后，其实基本是空的，因为收税的事有专业的包税人。

但是有这个预备官身，就有士绅优待，免除一些直接税，只要不死、这个“监生”身份不革，其实就相当于你这辈子要交100块钱的税，分几十年交，咱直接办个一次性的折扣，你拿50块钱买个贵族身份，以后也不用交税了。

法国后期有40万贵族，那种中世纪意义上的封地贵族没多少，大多都是“生员”。

教会问题，涉及到教义冲突。是做善行才能上天堂、还是做善行没卵用只要是神选之人哪怕杀人放火剥头皮也一样上天堂的冲突也在法国蔓延，但最终，地方政府和教会，还是“捐”了2400万。

加在一起，也凑了两亿多，还能撑下去了。

问题在于，今年凑够了，明年咋整？

这些钱，都是额外支出，是在正常国家运转之外的支出。简言之，这些钱，就是为了打仗的。

再没什么转机，明年这仗也不用打了，没钱打个屁？

而且，继续打下去，除了打仗，还得每年支付越来越多的利息。今年要支付的利息，就得一亿里弗尔。因为之前还有欠的钱没还呢。

在钱面前，任何“战略思维、长远考虑”，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只能走机会主义路线，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来场决定性的野战或者海战。

这是站在大顺视角下的法国问题，也是站在大顺这个国家的视角下，何时结盟的政治外交问题。

但站在法国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实际上问题要比表面严重的多。

这场财政问题引发的巨大的君主制的危机，已经开始在法国蔓延。

这场危机的起点，恰恰就是“没钱”二字导致的。

法王代表绝对君主制。

巴黎高等法院，代表贵族利益。

绝对君主制的法王，提出了税改方桉，被代表特权阶层利益的巴黎高等法院驳回。

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没有特权阶层的存在，就没有绝对君主制；而绝对君主制想要加税，又被特权阶层把控的高等法院，以绝对君主制的理论法理驳回；代表着贵族利益的高等法院，只能援引绝对君主制的理论作为对抗王权的武器；而王权是最支持绝对君主制，但却试图自己毁坏绝对君主制的法理。

最终绕来绕去，似乎解开这个死结的唯一办法，就是解决掉绝对君主制。

和大明、大顺有点类似。

也就是说，皇权的真正支柱，是士绅官员等特权阶层；皇权的法理理论，使得皇权无法向士绅官员等特权阶层平等征税；而士绅官员维护自己利益的法理理论，又是皇权的理论；因为没有大明或者大顺的几十万上百万的特权阶层，就没有皇权。

当然，一般情况，这不是问题，皇权和特权阶层凑着过呗，还能离咋的？

但如果国王或者皇帝，脑子不太好使的时候，这就是个大问题。

法王的脑子就不太好使。

他不知道自己的王权、绝对君主制，到底源于什么、支柱是什么，以及特权阶层的存在到底是阻碍王权还是巩固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