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说，这些人，都是一群“虫豸”呢？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难道就没有真正为具体的、贫民阶层、失地农民等人争取利益的人参与其中呢？

连写《常识》的托马斯·潘恩，都因为说这番话，被最好的朋友割席断交，直接被排挤到了法国，最后葬礼上连个有头有脸的人出席都没有。

不但如此，尸骨无存，墓都被扒平了，尸骨被人挖走，至今不知所踪。

那就可想而知了。

斯蒂芬·霍普金斯所说的“不过10万人的生命的代价”，到底要换什么东西？

自由？

那么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底是什么意思？

具体到每个人的身上，比如具体到汉考克的身上，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买法国的糖、卖新英格兰酒、购西非的奴隶。

具体到华盛顿的身上，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他在俄亥俄公司的投资，是阿拉巴契亚山以西的土地。

具体到亨利·米德尔顿，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他欠苏格兰银行家的钱，不想用白银偿还，而想用无锚定物的纸币偿还，但英国政府不让。

大顺这边要做的“别唱高调”、而是“谈具体利益”，其精髓就在于把矛盾具体化。

这也就破解了北美第一宣传家塞缪尔·亚当斯所抓住的关键点：不要谈具体的利益，要谈抽象的单词；不要谈具体的条件，要谈抽象的自由。

塞缪尔·亚当斯的技巧，其关键，在于“因地制宜”。

其基础，是历史上英国的政策，损害了北美大量的资产者、地主、土地投机商的利益。

并且在随后的战后萧条、71年欧洲经济危机金融崩溃破产潮中，吸引了大量的直接被冲击的、经济上最脆弱的城市小资产者——他们比北美有地的农民，其抗风险能力，要脆弱的多，他们是货币政策的“春江水暖最先知的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