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只能反过来。

并不把垦殖作为一种可以自循环增值的方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商业的“边角料”。

很多理论要结合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把“道”，搞成本本化的照抄的“术”。

哪怕说这圣西门主义、波拿巴主义，本身是有问题的。但即便是这些有问题的玩意儿，也不需要结合现实，中国化。

取其核，而不摹其皮。

大顺的问题，最怕的就是刻舟求剑和东施效颦。

比如英国圈地运动，必须要明白，圈地运动的三大利、三小利：

三大利：排他性土地所有权的确定、工商业发展所需的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人口、农业革命的粮食增产又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三小利：方便征税、在呢绒大战中保障了原材料充足、资本在乡绅那开始积累从而方便投资国债和工商业。

于此时的大顺，这三大利、三小利，全都屁用没有。

排他性所有权早在唐末之后就已定下、工商业发展所需的人口压根不缺以至于卷到了短工一天就要几斤棒子面的程度、华北两年三熟制的普及让大顺的亩产为此时世界之冠。剩下那三小利，更不用提。

除非到了，大顺的发展已经到了下下下一轮工业革命，亩产又得到了极大提升、机械化水平到位，关键是若没有个三五亿七八亿的工业人口，根本不可能完成进一步发展的程度，才可以考虑这一套东西。

又比如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崩溃。

也必须要清楚，法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半死不活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尔贝尔留下的本土工业替代政策，使得法国东印度公司“在买办这条路上，被本土处处掣肘。”

多进口了几件漆器影响本国细木匠，财政大臣就找谈话；多进口了三件棉布，国务大臣就出政策对穿棉布的罚款。这要是还不半死不活，那真是没天理了。

而正因如此，杜普莱克斯才想到了在印度收土地税的方法，来增加公司收益。

要征收土地税，就得养兵。

印度距离法国太远，不可能养出一支法国军队，所以杜普莱克斯要搞印度土兵。

而大顺，则因为种种原因，使得“欲当买办而不能”。同时，大顺既不缺人，也不像法国距离印度那么远，甚至于靠着之前的木马计在锡兰移民十余万“吃过荷兰的苦、遭过迁民的罪”的对大顺忠诚的归义军。

那么，大顺是不是要全盘继承杜普莱克斯在印度的思路，全要靠收土地税、要养印度土兵补充兵员？

这些，都是稍有不慎，就被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问题。

现在刘钰拿着拿三的空想理论的实践设想，来反问李欗，觉得行不行。目的就在于，看看李欗能不能明白，空想的方法论可以接受、但实践设想必须要和大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所谓拿三这一套的方法论，或者说这种让xx再次伟大的大致思路，老马说的很清楚了：用青春版的思路，解决衰老版的现实问题。用过去的方法，解决现在的问题。

方法论如此。

而画的大饼中，又至少是以小农的利益、工人的利益、劳资关系、解决普遍贫困等为目标的。

甭管说，拿三最后是不是疯狂打自己的脸：这边说着增加国土财富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思路、上台后就打了克里米亚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边说着要解决普遍贫困问题、要发展实业、工业和农业才是立国基础，那边搞出来了法国投机资本的狂欢二十年，最后干成了高利贷资本主义。

关键是，用这套“旧思路解决新问题”的方法论，衍生出一整套的“为全民谋福祉”的最起码听起来貌似可行的实践方案。

这，也即是刘钰说的，相当加强版的拿三、想要承担起这个破除一切旧事物迷信的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最起码要有一定的本事。

要有“发现问题”的本事。

要有“分析问题”的歪经方法论，虽然歪，但最起码承认物质世界。

以及要拿出一个其实是扯犊子、但听起来大家能接受且似乎未来可以实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固然说，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三件事，好像这号人只能有三分之一的能力。

但，这，已经相当不易了。

大顺朝堂里这些人，能做到有“发现问题”本事的，就凤毛麟角了。

而至于说能有“分析问题”的歪经方法论，而不是到“分析问题”这一步就直接扯犊子的人，那就是在已然凤毛麟角的人中更少了。

李欗能理解当年庄子说的“东施效颦”的故事，能理解“可以平移蹙眉捧心、却不能平移长相”，这简直就可以算是大顺朝堂里“了不得、不得了”的人物了。

至少，比起大顺之前的主流之争，即“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的“道统”之争，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而既然是大顺的事。

那么，就不可能不以天下为视角，不以大一统的庞大国家为视角，更不可能忽视三亿小农的存在。

抛开这三点，在大顺，任何继续往前走的方案，都直接可以视作扯王八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