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进攻方意识到无法速胜的时候，一般来说都会对防守方城池之外的经济设施进行破坏，劫掠之类的行为更是常态。

至于像长安这样的巨型城市，往往都是区域经济的核心，人口众多、商业发达，像这种城市本身并不能供养自身，需要周边地区提供粮食等基本消耗品，一旦被被围困后，首先会造成极大的恐慌，这种恐慌下引发出来的混乱，往往比外敌还具备更大的破坏力。

同时城市防守需要对内部征发大量的物资，比如需要拆除城墙内侧的房屋、拆除大型房屋以获得滚木等。这种征发一定会从城市内持不同政见者，或是底层民众身上开始，而这种行为，也会使得民众失去对于防守方的信赖，让攻击方有了收买内奸的可能，越是大的城市，越难以防备这种从内的破坏。

所以简单来说，长安城应该御敌于外，而不是凭借长安城墙来进行防御，因此潼关武关散关等，就等同于长安的城墙了，至少应该保证敌人是在这些关隘的外面，才有可能确保长安乃至于关中不至于出现动荡。

而一个政权的稳定的基础，就是这个政权的错误尽可能的少，并且即便是出现了错误，也会很快的得到修正，如此一来在这个政权之下的民众，才会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自豪感和归属感。

这种自豪感和归属感，千金不换！

就像是斐潜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大量的『公知』、『砖家』、『叫兽』不遗余力的描绘华夏多丑陋，国外月亮多么圆，以至于包括年轻时的斐潜在内的很多人，都对于华夏没有什么自豪感和归属感。在哪一个混沌的年代当中，似乎华夏做出什么来，都是一片骂声，做出了什么成绩，都是不值一提，无论发展什么都是劳民伤财……

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岁月里面，只有大量借着机会涌进华夏的国际资本和被这些资本控制的力量，才是值得某些公知和媒体大力讴歌的，『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这是多精明的人才能用颠倒的关系做出的诡辩术？

直至当下，当斐潜自己身为骠骑将军，站在潼关之处，身后便是关中长安，千家万户，才更加的深刻的意识到，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防御体系，不光是在物质层面，也需要在精神层面。那种在一片叫骂声当中，坚定不移的向前，即便是被扎，被打，受伤受辱了，依旧不改初心，而不是像毛熊一样躺平，是多么难得的精神力量！

就像是汉代当下，也有汉代自己的精神力量，一汉顶五胡！

汉人有这个自豪感和归属感！

即便是当下已经被东汉折腾得摇摇欲坠了，可是在历史上曹操依旧是二话不说，打东胡，也打西羌，没有任何的妥协！

反观后世那些人，还没打就先跪下去……

『主公……』站在斐潜身后的许褚微微示意了一下，『那边……来人了……』

斐潜转过头一看，微微点了点头，掉头上马，返回潼关本城。

来的人，便是大汉当下还没打便是先跪下去，然后不仅是一边吃着饭，还要一边骂着娘的人……

弘农杨氏。

在后世之中，斐潜在看到杨修因为『鸡肋』二字而死之时，不免有些感慨，但是随着渐渐的年岁增长，尤其是在当下自己站在了统治者的角度上往下看的时候，却有另外的一番发现。

杨修的杨氏是弘农杨氏，是四世三公，是大汉朝堂之中唯一硕果仅存的高等衙内等等，林林总总的名头全数来开，可能足够铺开两三里的地，但是有一个现实杨修根本没有意识到，弘农杨氏已经在拖着时代的后退了。即便是在西晋之中杨氏有暂短的复起，也是属于回光返照的类型。

当斐潜在前面开道，带领着庞统等人，拖着韦端杨修等家伙一路向前的时候，韦端好歹还懂得乖乖跟着，不整什么幺蛾子，而杨修在干什么？

历史上也是如此。

曹操要杀杨修，比较公认的一个因素是杨修陷入了曹丕和曹植的相争，而且是站在鼓吹曹植的一方。

对于像是长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的？

稳定。

那么对于一个政体而言，对于一个比长安城还要更大，更为复杂的一整个国家来说，什么是最关键的？

依旧是稳定。

只有百姓可以稳定的生活，否则再好的规划都落不到实处。立曹丕或是立曹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立嫡长子是一个稳定的标准，而立贤是一个不稳定的标准。在曹操没有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时候，唯有立曹丕，才不会走上袁绍和刘表的老路。

那么杨修是真的觉得曹植是因为贤能才去辅佐和鼓吹的么？

未必。

因为别人给曹丕出主意，那是真的在出主意，而杨修给曹植的主意么，就是干脆写个答案让曹植抄……

这种行为，真的是为了曹植好？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杨修不仅是陷入了曹植的嗣子争夺当中，而且还可能和当时的魏讽谋反有所关联。若是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杨修是不是等同于端起碗吃饭，然后吃完了不仅是骂娘，还准备把碗给摔了？

就像是当下，杨修不仅是吃着山东山西交易的红利，而且偷偷的走私，可以说河洛大部分的利益来源是出于山西，但是杨修却还想要的更多，或是觉得杨氏应该得到得更多。